五岳散人：晚明七十年的悲剧

　　在明朝最后这七十年，除了崇祯上吊在煤山外，最重要的是曾经有过那么一次中兴，其主要人物是张居正。这晚明的七十年，就是从这里算起的。

　　从中兴到覆亡，这里的逻辑在开始时候颇令人费解。一般来说，如果说到天下兴亡的时候，应该从衰亡那一个时代算起，就象我们描述下坡的时候，是从最高处往下算一样。但从中兴算起，是经过了一个相对的高峰，然后才滑到山谷里。

　　考之古史，这种中兴以后快速衰落的阶段，很多朝代都出现过，在明清两朝最为明显。这两朝虽是不同民族，但都是农业文明的典籍制度发展到最高峰的产物。

　　在我看来，正是这种典籍制度的高峰，产生了这种中兴而不兴的结果。中国的典籍与制度到明是一大变，思想上已经确立了真正意义上正统地位的意识形态，就是自称归属于的程朱学派。而制度方面，朱元璋大力旧有的制度，高度中央的，从理论上根除了臣子篡国的可能，甚至外戚与宦官这种中国历史中历朝的，也基本没有真正的可能了。明朝的阉党之患虽然也不少，但随时可以把收回，阉党是没有能力取得真正的的，只是一个依附者。历史走到这里，一个王朝该避免的都可以避免，该拥有的也都拥有了。

　　只有一点可能是这个成熟王朝所没有拥有的，那就是制度的弹性。在明以前，虽然以为正统的思想资源，但的学说很难说是一种很有条理的、逻辑严密的哲学，后来人完全可以从同样的语句里，从不同方向进行解释。这就造成了“一个儒学、各自表达”的态势。但在明朝则不同，程朱对于的解释被钦定，等于用一个思考成熟的框架（但未必正确）套住了的思想。我们知道，在一个皇权至上的国度里，其立国的思想资源必须不变，只有这样才有它的性存在。这时候，就等于是根除了制度或者思想上的弹性。

　　张居正的上台与死后的，正好说明了现实里面的通权达变，是如何在一个的框架里挣扎的过程。在生前，借助幼君的力量行使的，他这个的性除了来源自传统的君权外，就没有其他的资源可以支持。

　　这种毫无弹性的制度是两头拉扯的结果。清朝曾经自称得国之正，从来没有哪个朝代超过他。实际上，如果说到得国之正，明朝说这话倒还算够格。可惜的是，在帝位传承到第二代的时候就出了毛病，燕王夺了侄子的天下，顺手还把那些反对自己的大臣杀了个干净。在一个以忠孝作为的意识形态之下，就造成了以后神经的病因。因为说到当时最大意识形态的话，皇权传递最大。如果承认明成祖的，就要最基本的信条。从这里开始，提倡的东西与实际的现实就开始了。

　　即使放过国家的传承是否正统不谈，明朝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也是最讲究气节的朝代之一。以至于很多读书人被那种统一的意识形态成一种纲领的动物，完全不具备思考的能力了。

　　但不论是实际政务还是皇权五岳散人：晚明七十年的悲剧，集中，与教育这些读书人用的教材根本就是两回事。在朝廷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怪现象：朝廷自己提倡的意识形态教育出来的官员，总是跟朝廷在作对。即使发明了廷杖这种千古未有的羞辱大臣的制度，还是不能把按照自己表面上的要求所训练出来的官员打明白。

　　廷杖与气节就凑成了明朝的两极，两极中间的缓冲到后来是越来越少。张居正打算用来换取继续发展，但他掌握的只是廷杖与权变，就是掌握不到最终的意识形态的承认。因为到那个时候，这个神经的症状已经很深了，再无逆转的可能。

　　崇祯好象说过，国家养士三百年。明朝确实是养士，关于科举考试与教育都是有很完整的制度在。但这种的症状一发作，养士三百年也就变成了摧折气节的三百年。最后，是个太监殉了崇祯。

　　（五岳散人，专栏作家，现供职于《中国日报》）